“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1993年5月，笔者调入邓小平研究组。当时冷溶（现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同志讲，调你和其他同志来，就是加强撰写《邓小平年谱》的工作。到2009年12月，《邓小平年谱》出齐，前后长达16年。这项巨大工程是在室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是新老同志的相互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笔者在收集、核阅、研究10多万份关于邓小平报告、讲话、文章、电报、批示、题词以及相关的档案材料和书刊资料基础上，用10多年时间，撰写出了《邓小平年谱》解放战争时期100多万字的草稿、初稿。这无疑将为完整、准确地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事思想和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作为参与者，笔者也算基本完成了任务。这里拟围绕撰写《邓小平年谱》的工作，谈谈自己的体会。
中国论文
邓小平曾经多次讲过：“我是一个*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宾关于“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地回忆道：“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作上述回答后紧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可以看出，邓小平最高兴的原因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翻开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部，从1945年8月开始，努力争取和平，积极自卫备战；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1947年6月，突然强渡*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外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南渡长江，攻占南京；和江南千里追歼浩大声势相比，进*西南是强弩引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退路，**两手兼施，促发敌*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战史的老同志并发表重要谈话。谈话通过把握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实际上也客观反映出刘伯承、邓小平等驾驭战局的超人胆识和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这篇文稿，内容丰富，又为亲历者自述，堪称不可多得，因而是研究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事思想和实践，以及二野战史乃至于全*战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邓小平善于从*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每当解放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奉命来到中共中央、中央*委、毛泽东身边，了解国内外大势，明确统帅部意图，受领本战略区任务。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能够首先从*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作为本战略区*的最主要负责人、大*区和野战*的最高*治主官，邓小平能够直接通过中共中央、中央*委、毛泽东，及时明了战争全局，得以同刘伯承等一道，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中共中央、中央*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战役、战斗部署，指挥解放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其实，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和张云逸等组织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时，他就两次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又三次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以下几次之行。
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1945年8月15日，作为中央委员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扩大会议。随后参加了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前夕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耳提面命。所以，他和刘伯承等于8月25日刚返回太行前线，就率部争上*盆地，战平汉干线，以坚决的*事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与国民*进行的和平谈判。很显然，以打促谈，以谈争和就是毛泽东面授他们的机宜。
担任中共中原局第一书记，在西柏坡参加中央*治局扩大会议
战略大决战前夕，国民*于1948年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事检讨会议，企图挽救颓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西柏坡召开*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确定对策。邓小平奉命前来参加会议。他在9月5日的准备会议和9月8日的正式会议上，聆听了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后表示：“我们拥护”“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关于估计和计划”。会议期间，他不仅向*中央汇报了中原区情况，而且还及时把*中央精神用电报传达给在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并提出怎样在中央指导下开展本地区各项工作的建议。电报说：这次会议解决的问题颇多，包括*事、*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当前任务仍为‘*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突出强调提高纪律性为保障完成前两句话任务特别是取得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因此，请召开一次中原局正式会议研究并“作出决议”。“*委规定中原区第三年歼敌任务为三十个旅”，也“请告各部争取完成”，对中央同志意见，“请研究指示各地”。回到宝丰驻地，邓小平于10月15日召开会议进行传达，也使各级干部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中央指示精神，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为迎接战略大决战在思想等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担任总前委书记、中共华东局委员，在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2月11日，中央*委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事及作战的职权”。鉴于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确定筹建新中国的若干重大问题。所以，邓小平奉命赶到西柏坡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在3月6日发言中，首先明确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坚决拥护中共“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他深深感到“中央对关键问题抓得非常好，什么时候内线，什么时候外线，什么时候决战”，这样领导，“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特别是“在此复杂阶段感觉更深刻”。他还以中原野战*南进大别山为例说明：“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接着，他说：“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队是战斗队和工作队这个提法非常好”，不过，思想上要注意防止“放松农村，忘记农村”的片面性。这次全会没有单独讨论*事问题，但是，为了使*事行动与和平谈判密切配合，为了保障渡江作战、解放接管整个华东地区，决定统一*务和*事领导。除刘伯承等中原局常委任华东局常委外，邓小平代替饶漱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后来，毛泽东就渡江作战问题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交给你指挥了。”会后，邓小平和陈毅一起返回前方。先是从华东局及三野抽调人员，组成总前委精干指挥机构。接着，又在安徽蚌埠根据中央*委来电要求，主持制订并亲笔修改、拟定了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今天，当我们反复研究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有关讲话、报告、电报，以及老同志回忆文章和访问记录时，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仿佛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在北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先后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上海又发生了财经等方面的严重困难。邓小平主持华东局会议，分析严峻局势，商定解决办法。然后，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14日夜第一次到北平，先后向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特别是向毛泽东汇报了两次，17日又向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正式报告。据邓小平回忆：听完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从全国范围内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同志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不久，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坐镇上海，其他地区大力帮助，很快就扭转了上海严重困难的局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又一起筹划了二野进*西南的重大战略部署。他们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两天后，邓小平又在县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结合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解放西南指示的必要性，增强大家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担任二野前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北京参加中央研究进*西南的会议
1949年9月初以后，邓小平就把重点放在领导二野进*西南的准备工作上面。9月4日、12日、20日，他连续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主要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强调要发扬继续革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解放建设大西南。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到北平。除了参加一系列开国庆祝活动以外，他还和刘伯承、贺龙于10月10日、20日，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西南问题的会议和中央人民*府的首次*委会议。依据中央*委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圈的基础上，又确定了贺龙率部入川的兵力、路线。至此，进*西南的*事战略、战役部署完整地形成了。综上所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全局观、大局观，与他早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和及时、直接地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密切相关。毛泽东后来也称赞邓小平“比较顾全大局”。
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二野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
笔者认为，解放战争期间，每一项重大*事决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胜利的取得，都是李达、张际春等人积极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的结果，其中无不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强调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这是邓小平第二个突出的特点。
人民解放*能够从小到大、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内部非常团结、坚如磐石。二野老同志认为，刘邓是*事指挥上的并肩者、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刘邓之间亲密无间，难以分开
刘伯承和邓小平不间断地并肩指挥部队长达13年，这在人民解放***主官合作历史上是仅见的。两人共事始于1938年1月，“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作为*事主官，刘伯承的*事经验和*事理论，*事造诣和指挥艺术，在解放*将帅中屈指可数，甚至连国民**高级将领也为之折服。所以，刘伯承在重大*事决策形成、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也符合当时的**工作分工实际。这突出表现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和进攻阶段：内线作战“七战七捷”（指刘邓指挥以一、二、三、六纵队为核心的野战*，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七大战役的胜利），提前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刘邓分兵，淮河西刘邓会师；宛东战役声东击西，淮海战役攻占宿县。刘伯承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治主官，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事决策，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意见，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
―――上*战役前夕，邓小平致电刘伯承等：“请刘即下达命令，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监视壶关；防敌窜至长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长治集中。在攻城时各部自行向长治方向警戒，并各派小部抵近长治袭扰。”同时，鉴于“冀南部队过于疲劳，建议推迟两日，于八日拂晓开始攻击”。战役发展证明了上述建议的正确性。
―――1947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为配合陈毅、粟裕部，抑留国民**王敬久集团，使其不能东调，刘邓决定分别开辟陇海路南北战场。接着，邓小平等率路南作战集团迅即南下，连克重镇。与此同时，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山东战场和路北地区。2月2日，他致电中央*委，并告陈毅、粟裕，提出：鉴于“我们的任务是拉住王敬久”，所以，“则以向西攻取通许、杞县、睢县、宁陵四城为宜”。中央*委于4日复电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日，刘伯承来电相告：为执行*委拉住王敬久之指示，我们决以一、二纵南下，先在砀山、民权间活动。5日，邓小平电告刘伯承：我们“争取与路北主力协同打断汴商段铁路，形成威逼开封、商丘”。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率领的南北两集团同时向民权以西之敌发起攻击，破坏了王敬久集团加入山东战场的计划，减轻了山东野战*的压力。 ―――1947年8月底，刘邓率部先敌进入大别山以后，由北麓到南麓实施战略侦察和展开。面对国民**调遣33个旅围攻大别山的严峻形势，他们决定实施战略再展开。邓小平后来电告中央*委：“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大别山。伯承因身体不好，暂率野后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从12月中旬刘邓分兵到1948年2月24日会合，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敌人重兵“围剿”、缺衣缺粮的险恶环境中，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表现了娴熟的*事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可贵品质。
邓小平等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数十份电报，准确地反映了他们根据敌情、地形特点，制定的以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综合邓小平本人讲话（如1989年11月20日回忆二野战史时，讲挺进大别山的文字就占全文5000多字的26%）、题词，可以这样讲：挺进并坚持大别山斗争，是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其*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他*事思想得以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标志。这为他后来在全国南线战场主持*事全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野内部关系非常团结、互相信任
原二野老同志认为：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即使是文字表述上，刘邓之间也难以放进一个顿号。邓小平自己也讲：“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正是刘邓团结共事、互相信任的高尚品格，决定了“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
首先，野战*主要首长之间，不仅感情上异常融洽、亲密无间，而且工作上十分协调，配合默契。据经常耳闻目睹刘邓及李达*事决策及战役指挥过程的原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生华回忆：李达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具体指挥，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刘邓，这样可以使刘邓集中精力，研究关键性问题。李达处理不了的事，邓*委就主动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实施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到困难时，刘司令员才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鼓励和督促各部队夺取胜利，二野各级干部也都熟悉这种特点，就是他们在批评部下时也不例外。
邓小平在参与重大*事决策、战役指挥的同时，对战地后勤保障也非常重视，不仅抓得紧，而且要求严。文字记录、老同志回忆使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件事：由于后勤保障不够有力，进*大别山前的羊山集一役，晋冀鲁豫野战*伤亡达0.9万人。指战员在战场上缺乏弹药，战后又因缺医少药增加了伤亡。为此，邓小平等在1947年8月7日晚大*出动的当天下午，专门召见了刚刚从后方赶来的**处副处长杨恬，对后方保障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邓小平首先讲话，建议今后“后方更多地从前方着眼”，“足够地了解前方的痛苦，更多地将就于前方的需要”。“后方所有保障前线的工作更应加强”，主要是如何改变工作方法、方式、作风以“适应战争”。他讲话时间之长、态度之严肃、语气之严厉，令这位副处长记忆犹新。接着，刘伯承说：邓*委都谈了，我只谈一点。对*的任务大家努力做了，“现在的问题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后方了解战争有些不切实际，医药、弹药特别是今后兵员，这都是战争所必需的。李达补充：将来必要时备用的汽车必须动用，“以应急需”。张际春最后也简短地讲了话。
其次，“野战*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至于到前方指挥，刘邓极少去，发现不妥就联络。邓小平在回忆中列举了不少这样的事例，还形象地讲：“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当然，战斗发展到关节点，刘邓出现就是投入了无可替代的战斗力。例如，大杨湖战斗、羊山集战斗、抢渡汝河等。
邓小平认为，通过加强*队内部首长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团结、互相信任，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达到这一条”。
二野、三野联合作战，非常协调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在中原、华东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二野、三野（原中原野战*和原华东野战*）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战略态势。邓小平讲：毛主席曾经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了，质量变了，这是一个质的变化。笔者认为，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略进攻之前，刘邓所率中原野战*和陈毅、粟裕所率华东、华中野战*，主要是作战略协同及战役配合。如刘邓指挥内线作战的“七战七捷”，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这是中野配合华野。但是，从同年6月底刘邓大*强渡*河到1948年5月扩大中原局机构，是华野直接配合中野，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如为配合刘邓大*挺进和坚持大别山，华野陈唐兵团强进鲁西南，陈粟亲率几个纵队疾进豫皖苏。为了和华野并肩打大仗并配合粟裕准备率部挺进长江以南，刘邓大*主力于1948年2月底转出大别山。此后的10个月里，从战略上配合华野发起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淮海战役使两大野战*达到了战役配合。战役第一阶段，中野配合华野消灭了国民***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华野配合中野消灭了*维兵团；第三阶段，中野配合华野消灭了杜聿明集团。尽管二野从战略进攻以来部队人员伤亡较大、武器装备消耗很大，然而，邓小平在中野打*维时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只要歼灭南线敌人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其他各路大*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战后，邓小平向毛泽东的汇报同样令人感动：中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业已不能独歼*维兵团、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这是研究人员根据历史文献形成的普遍看法。后来，邓小平在指导编写二野战史时着重强调：“在编写中请特别注意到友邻的协同。在反攻阶段，二野、三野的统一行动起了质的变化（特别是淮海战役），这点必须贯穿地注意到。”
前线的统帅机关也是坚强有力、精诚团结的。1949年2月13日，邓小平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说：乘粟裕、谭震林来开会之便，会后我们和刘伯承、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六人开了一天的会，个人首先作自我批评，然后互相提意见和检查自己思想。“对小平一致同意其在思想上、*治上的原则尚称注意，方式上还算灵活，能照顾全面，在*事上亦然。”会议“着重检讨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和谈通几年来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认为，对各同志均有帮助，且更奠定今后共同工作的坚实基础”。 强调*事结合*治、*事结合经济
笔者认为，每当指挥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无不审时度势、把握战机，除运用多种战法完成*事任务外，还注重*事和*治、经济诸方面的内在联系。强调*事结合*治、*事结合经济，这是邓小平又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邓小平曾经讲过：解放战争决战阶段，毛主席把北线交给林彪，把南线交给我了。这是因为，1949年9月以后，人民解放*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扩大，迫使国民**主力猬集成南北两大战略集团。辽沈、平津战役全歼了北线之敌，歼灭南线国民**主力则是由淮海、渡江战役完成的。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前夕，中央*委就批准了粟裕鉴于“此役规模很大”，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确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当中央*委和毛泽东决心就地歼灭徐州之敌，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之后，为“统筹一切”，当即决定组成“刘、陈、邓、粟、谭”为成员，“刘、陈、邓三人为常委，小平同志为书记”临机处置一切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一星期后，又明令华野、中野全*，要在“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下，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1949年2月11日，中央*委和毛泽东除决定“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事及作战的职权”指挥渡江战役外，同时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等四人“参加华东局”，一个月后，又决定已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再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样，不仅通过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了中野、华野两大野战*的*事领导，而且通过邓小平担任中原、华东两大局第一书记，统一了两大战略区*的组织领导。这是笔者对邓小平回忆毛主席亲自交代“我把指挥交给你”说法的理解。
战前动员，激昂斗志
邓小平作为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把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到*队、地方，而且作为部队*治主官，每当重要战役来临，他都亲自动员，讲清形势，指明任务，提出要求，鼓舞士气。如自卫战争爆发前，于1946年6月11日在晋冀鲁豫*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战略反攻前，于1947年6月21日在晋冀鲁豫野战*直属队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到达大别山后，于8月31日在野战*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特别是转出大别山前后，他于1948年1月至4月，分别在鄂豫区二地委、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议和野战*直属队、第一纵队干部会议上作关于跃进中原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淮海战役前夕，他于7月16日、10月14日分别在豫西*区干部会议和中共豫西区委扩大干部会上作关于***民加强团结、提高纪律性，准备完成战略任务的报告；进*西南前，于1949年8月17日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9月12日在二野**大学干部、学员大会上，9月20日在二野营级、地方区级赴西南工作的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等等。
**兼施，攻心为上
古语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笔者综合部分学者的个例研究认为，邓小平十分重视以**兼施两手，通过攻心为上，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解放战争一开局，刘邓就出手不凡，创造了“高树勋运动”。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会伤亡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就被我们消灭了”。当然，“这个*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赞赏和极端注意刘邓的这一创举，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高树勋运动”。
此后，1946年5月孔从洲率部在内战全面爆发前起义，1948年11月廖运周率部在淮海战役阵前起义。特别是进*西南促发了国民**官兵几十万人起义、投诚，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也显示了邓小平等**兼施、恩威并重两手策略的巨大威力。
1949年11月21日，刘邓在部队进*神速，国民**战略防线溃决之时，联名向川黔滇康四省国民***人员提出四项忠告，指明形势，申明主张，晓以利害，促其“功过自新，立功赎罪”。四项忠告义正词严，在国民***人员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时，刘邓还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电示各*师团长向当面敌*团以上*官普遍多写信，并抄收四项忠告的广播词多印送敌*中去，“借以瓦解敌*”，“不要放松此项工作”。进*西南期间，邓小平亲笔起草以刘邓名义发出的电报有几十份，其中关于卢汉起义的就有10多份。他和刘伯承把卢汉起义作为争取西南国民**大规模起义的关节点，促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及罗广文、郭汝瑰等通电率部起义，从而导演了反动*队纷纷倒戈这蔚为壮观的一幕。此后，刘邓还特别下发了关于处理起义、投诚部队的指示。
*事占领和接管城市
据邓小平向毛泽东作的数次书面和口头报告，人民解放*攻占南京等大城市以后，接管城市遇到了“许多复杂、尚难预料的”严重困难，尤其以财*经济方面最为突出，“表现得最普遍和最复杂的则是金融及市场问题”。国民*曾扬言，“共产**事上打100分，*治上打80分，经济上打0分”。为了扭转*事占领顺利、接管工作困难的不利局面，邓小平在领导*事斗争的同时，以极大精力领导城市经济工作。他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财*经济委员会主任。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以后，面对猖獗的金融投机，面对“共产*管不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最多维持不了三个月”的狂言，邓小平等在中央支持下，于6月上旬果断捣毁了扰乱金融、操纵银圆的大本营，平息了汹涌一时的金融外币投机风潮。后来，他又代表华东局到中央当面汇报，在中财委的直接干预下，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财*经济方面严重困难的局面。
进*西南以后，邓小平向中央报告：“我们进行了比之行*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大家都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又兼任财经委主任，特别是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金融经济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之后，他进一步强调：“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在重庆，面对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圆，导致银圆价格上涨，物价随之上扬，严重破坏了初步稳定的金融秩序的情况，刘邓等会同西南局财经委、中共重庆市委，紧急采取有力措施，几经反复，终于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西南解放后不久得到了解决。